當前，世界各國在數字經濟領域的競爭日益激烈，越來越表現為制度體系的競爭。數字經濟制度體系的構建，已成為新時代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領域。在奔向2035年的新發展格局中，數字經濟既要實現跨越式發展，也要實現規范和安全發展，需要科學有效的制度體系作為保障。
由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、劉西友撰寫的《新治理：數字經濟的制度建設與未來發展》（以下簡稱《新治理》）一書，理清發展與監管的關系，從激勵和約束兩個維度，考察我國數字經濟制度體系的構建思路，探尋了數字經濟制度體系創新的方向和路徑。
激發消費，拉動投資，創造就業，增強創新力和競爭力，數字經濟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
數據顯示，從2005年到2020年，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從2.62萬億元增長到39.2萬億元，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排名全球第二。數字技術支撐的新產品、新服務、新業態、新商業模式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力量。
數字經濟，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。基于互聯網、大數據、云計算、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數字經濟，正在改變人類的工作和生活模式。
在數字經濟形態下，數據作為關鍵性生產要素，引發市場規則、組織結構、信用關系、產權制度、激勵機制等方面發生根本性變化。對此，《新治理》從五大發展理念方面，探討了數字經濟的功能和作用。
————創新的新動力和新起點。數字經濟有力優化創新過程，加速創新迭代，具有“創造性破壞”屬性。以平臺建設為例，平臺已成為數字經濟領域常見的一種商業模式和生產組織形態，打破了企業自身資源和能力對持續成長的束縛。因此，數字經濟“可培育新業態，形成新經濟、新動能，也可改造生產方式、銷售渠道和消費模式”。
————協調發展的重要引擎。數字經濟的協調性特征，不但體現在大數據、云計算、互聯網三者的關系上，還體現在對新興產業的驅動和對傳統產業的帶動上，體現在推動城鄉區域協調發展上。專家認為，深化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傳統產業的融合發展，對傳統行業格局和區域發展來說，無疑是“全方位重塑”。
————引領綠色發展的新路徑。與土地、森林、礦產等傳統資源相比，數據資源不會枯竭，是一種高附加值、低污染的高新技術產業。國際電信聯盟估計，信息通信技術能幫助全球減少15%到40%的碳排放。在促進傳統產業實現綠色節能、加快綠色型經濟構建方面，數字經濟發揮著引領作用。
————具有開放性。數字經濟加快了商品和生產要素之間的跨界流動，把空間地理因素對經濟活動的制約降低到最小程度，使不同地區價值鏈的部分或整體實現數字化，時空距離與信息不對稱對國際投資的束縛由此減緩。
————體現共享理念。以數字化平臺為支撐，數字經濟支持了大規模的草根創新創業活動，帶動了就業，繁榮了經濟，推動鄉村振興向縱深發展。而激發大眾創業，“是數字經濟釋放高質量發展紅利的重要機制”。
從內生性方面培育、構建數字經濟制度體系，發揮激勵促進功能
當前，世界各國在數字經濟領域的競爭日益激烈。作為引領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形態、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新引擎、參與新一輪國際競爭的新領域，數字經濟需要在發展中規范、在規范中發展。探索符合數字經濟運行規律和趨勢的制度體系，已成為數字經濟研究領域的重要課題。
《新治理》針對數字經濟制度體系建設中的薄弱環節，提出“適度擴大數字經濟制度激勵發揮作用的范圍，在產權制度、規劃制度、創新制度等方面，增設和完善具體而多元的制度措施”，提綱挈領地抓住了關鍵。
如何完善產權制度？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研究員王偉玲提出，“建立適應數字經濟發展的市場體制，強化信息產權保護，加強信息公開和數據開放，鼓勵商業模式創新和技術創新”。
而關于規劃制度方面，上海社科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員惠志斌提出，“圍繞5G網絡部署、技術創新、應用示范、產業布局、安全監管進行總體規劃，引導國內外企業、研究機構共同打造5G創新鏈、產業鏈和生態鏈”。
核心技術、原創性技術、顛覆性技術受制于人，是當前制約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最大隱患。因此，在創新制度方面，本書建議抓住核心技術攻關這個“牛鼻子”，加快形成自主可控、安全穩定的核心技術創新體系，“力推站在別人的肩膀上的創新，減少封閉式、重復性的自主創新”。
數字經濟的強力引擎是數字化轉型，尤其是企業數字化。我國企業數字化雖然有明顯發展，但仍然面臨不小挑戰。重點領域的企業數控化率達到了55.4%，數據工具的應用達到了74%，不過，工業互聯網的應用還處于相對初步的階段。因此，本書提出，“必須完善以企業為主體、產學研相結合的創新體系”“把人才資源開發放在科技創新優先位置”，從而實現技術、資本、人才、管理等創新要素與創業企業有效結合。
總的來看，在數字創新方面發揮激勵作用，需要從內生性方面培育、構建與數字經濟發展相協同的制度體系，對數字經濟發展的背景、物質基礎、現實情況、問題挑戰有基本了解。必須注意的是，“在數字經濟的一些具體領域與環節，制度激勵往往成為輔助的次要功能，完全意義上的激勵制度往往很少”，在這種情況下，“數字經濟制度激勵約束功能的合力就很難充分發揮”。
政府主導、企業履責、社會監督，多元主體參與治理體系引導和規范數字經濟發展
當前，數字經濟涵蓋的范圍和主體不斷增加，提升了數字經濟的復雜性。數字經濟發展模式正衍生為社會公共治理范式，相關風險可從經濟領域傳導至社會領域。在信用關系、工業互聯網、安全監管、“數字鴻溝”、就業結構等方面，有關方面應對新經濟形態的治理能力有待提升，這對既有的政府監管效能帶來了挑戰。
《新治理》梳理了數字經濟的種種前景，指出應發揮稅收征管、公平競爭、測試考核和安全保障等制度的約束作用，“構建激勵約束相容的數字經濟規則體系，營造開放、健康、安全的數字經濟生態”。
去年以來，與數字經濟相關的法律法規密集出臺，數字經濟治理法律體系逐漸完善。今年初出臺的《“十四五”數字經濟發展規劃》提出了“數字經濟治理體系更加完善”的發展目標，提出“形成政府主導、多元參與、法治保障的數字經濟治理格局”，為數字經濟治理明確了方向。
如何以制度約束來完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？《規劃》指出，“協調統一的數字經濟治理框架和規則體系基本建立，跨部門、跨地區的協同監管機制基本健全。政府數字化監管能力顯著增強，行業和市場監管水平大幅提升”“明晰主管部門、監管機構職責，強化跨部門、跨層級、跨區域協同監管，明確監管范圍和統一規則，加強分工合作與協調配合”。
數字經濟的創新治理，需要在探索中形成政府主導、企業履責、社會監督等多元主體參與的治理體系。須知，技術創新引發制度創新，同時也需要制度支持。制度創新加快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應用，新技術的應用也有助于改善數字經濟制度的運行環境。正如本書所言，數字經濟的“規范健康可持續”，必須盡快構建科學合理的數字經濟規則和治理體系，既要“科學監管”，更要“積極發展”。這既是現實需求，也是責任使然。
